二

    文学属于想象艺术，语言文字是物质手段，文字的相对稳定和可重复性有利于想象“所指”；而音乐是听觉艺术，声音是物质材料，声音的易逝与不可重复性造成组织形象的困难。尽管如此，从艺术形象存在和展示的方式来说，文学和音乐既同属于时间艺术有同属于动态艺术，两者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边城》与《德伯家的苔丝》具有一种音乐的美。这两部小说中音乐的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小说的结构、自然四季交替的律动、音乐本身的美。《边城》只有二十一节，但它的韵味却是非常丰富的，一节一节环环相扣，各节又自成起讫，变化多姿，在主旋律——生命的推动下，情节的展开节奏感强烈而清晰，开放式的结尾更是让人回味无穷。《德伯家的苔丝》全篇分了七个阶段，一共五十九节，比《边城》长得多，也写的舒卷自如，有起有伏，封闭式的结尾是整部小说的华彩凝滞在乐章的最后一刻，在读者的思维中久久回旋，挥之不去。四季交替，这本身就是一种节奏，自然的节奏在各章中反复回荡，使小说有了自然的音乐美。民歌、民谣则是小说中实在的音乐，这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淳朴的音乐美。音乐象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北京，促动着人的生命的活力和灵魂的表白。《边城》中，翠翠的生命总是和歌声联系在一起。她因为母亲美丽的歌唱而诞生，爷爷的歌声、笛声伴她成长，傩送的歌声则浮起了她朦胧的爱之梦，她的歌唱抒发着自己的情感。没有这些歌声，翠翠的生命就失去了鲜活。《德伯家的苔丝》中，开篇希瑞丝节上妇女开游行会的铜管乐，金属声清越欢快，让人情不自禁随曲手舞足蹈；文末教堂的钟声，钟声如泣如诉，随之升起标志死亡的黑旗。还有集市的舞曲，奶场上的克莱尔的歌唱和令苔丝迷醉的夏日黄昏的竖琴声。上述三种音乐相互应和，如合唱队的几个声部，浑然一体，小说变的可看可闻，有声有色，生出一种别样的美感，掩去了太多的悲剧色彩。

三

    爱情，是一个个永恒的主题，人生的主旋律。翠翠和苔丝在爱的滋养中显示她们的美。两部小说里女子爱的专一与男子爱的善变形成鲜明的对比，凸现出爱情的美丽动人。《边城》和《德伯家的苔丝》都写了两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边城》中，天保和傩送兄弟俩几乎同时爱上翠翠，且都是一见钟情。天保先走“车路”未果，后又与傩送一道走“马路”，因技不如人和兄弟情谊而放弃了对爱的追求和生命。傩送一直坚持要“渡船”，却没有从老船夫那儿得到首肯而生疑心，加上没有翠翠的明确回应和哥哥的死，他也选择离开，尽管傩送是爱翠翠的，甚至不顾和父亲发生争执，但他更多的是游历在与翠翠的直接感情交流之外，终于也只能无奈伤心地随水而去。这两兄弟，不论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还是因为个人之外的因素影响，或是他们总是处在两难之中，难以做出抉择，与催催相比，他们缺乏一种不便的心态和执着专一的爱。在《德伯家的苔丝》里有两个多变而毁灭别人的人物。亚雷•德伯维尔是个多变的人物，他以粗鄙的态度出现，他是个冒名顶替者，盗用了古老贵族的姓氏，靠行贿进入威塞克斯，而他家的产业，连同他的十分荒谬的养殖鸡群，都是一个伪造的农村产业。他从纨绔子弟摇身一变成为亦教亦俗的传道者，最终有变回花花公子。另外，安玑•克莱尔是一个经过净化的外来者。他愿意屈尊接受威塞克斯，还有牛奶场，还有苔丝，如果他能以抽象的“纯洁的”或“可敬的”形式占有这一切的话。在家里，他不听从父亲的安排，也不屑于两个哥哥选择的道路，他以那个时代新派人物的面目出现，正是他身上这种多变的现代性格容忍不了苔丝的过去。在变与不变的对抗中，爱情没有消失，反倒更加强烈而有生命力。

四

    象征手法的运用，能够加深小说的内涵，拓展小说的寓意，还可以为读者提供多种多样解读的可能。意象的选择是象征运用是否达到表达效果的重要前提。意象是附着了作家的某种思想、情感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物质的同精神结合后具有了某种灵性，反过来又影响感染了人的精神和情感。《边城》中有许多意象，如河、白塔、渡船、碾坊、虎耳草，甚至翠翠和爷爷都是某种象征。渡船和碾坊是一组对立的意象，它们的对立冲突本质上是苗汉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要数“河”和“白塔”这一对意象。“河”是流动的。在人类的历史中，河是万物之源，文明之源，常被亲切地称做母亲河，只要有水，人的生命和精神就能代代相传，不会灭绝。沈从文称河水为“长流水”，而不叫“河水”或别的，我想这是有他独特用心的。“白塔”是静的，它在一夜之间，经不起雷雨的袭击而倒塌了，老船夫也随之逝去，这不仅仅是白塔的倒塌，也是生命的一次结束，从茶峒人欲重建白塔的行为中，似乎可以推测白塔也可能象征茶峒人心中某种精神象征的崩坏。在这一双意象的对比中，也透露着短暂的人的生命对永恒时间的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终结了，而整个人类的生命依旧在不断的延续着。《苔丝》中最典型的意象是小说结尾处英格兰著名的古迹——旋石神庙。苔丝在这里平静地等待被捕，那些历久的石柱依旧驻立在荒原上迎接太阳的升起，成为荒原上最为明亮的景观，这也是否象征一种短暂与永恒的对抗？总之，这些独特的意象，使《边城》、《德伯家的苔丝》有了份含蓄、蕴藉的美。  
    文字、音乐、美术作为三种不同形式的艺术门类有着互不相容的本质区别。正是这种区别导致它们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如果一位优秀的作家能在文字之外借用其他形式来言不可言之意，读者也能走出文字的围城。在《边城》和《德伯家的苔丝》里，我们找不到悲痛或狂吼的字句却能感觉到他们恰如其分的存在着。这是因为哈代和沈从文已将这种难以名状不可言说的感情用画面和音乐表达于字里行间之外。

五

    在原始乡村败落，祖先的价值观和信念崩溃这一悲剧母题下，沈从文和哈代的悲剧创作有因植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而呈现出各异的景观。哈代用英格兰南部布蕾谷蔚蓝色的空气、衬在浅绿色草地上纵横交错的大块鲜绿色树篱和期间恣意盛开的金黄色雏菊，为长于斯的苔丝性格中灌注鲜明的生气。作为真正的古老德伯家的后裔，苔丝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辛勤的劳作中她失去了自己的轮廓，吸收了周围环境的素质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只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她宁愿隐忍棱窟槐坚硬土地上的冷风，也不愿在城镇中找一份免受季节限制的活儿干，她惧怕城镇生活和礼仪，就像哈代认为自己永远不属于伦敦一样。作为物质文明的对立面，在小说的第三十章里，从塔布篱运送牛奶到伦敦的火车在苔丝的衬托下，“天地间再也找不出更格格不入的情形了”。苔丝最终被迫离开乡土身陷沙埠繁华做作的包围，其悲剧命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在哈代看来，人类生活创造力的源泉与原始乡村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是密不可分的，而现代化社会的精确和机械则以人类无法抗拒的力量割断了这种联系，淹没了人性与自然的和谐。哈代在他虚构的威塞克斯乡村坍败的理想道德面前传达着他的悲剧观：最佳的悲剧——最高级的悲剧，是有价值的事物被不可避免的事物所包围的悲剧。小说结尾，苔丝几乎是束手待毙，着与哈代的人生观是相关联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以死亡结束，死亡是人生最后的结局。由此看来，哈代排斥了东方佛学的灵魂轮回说，他认为死就是死，谁若走入人生之门就不该怀抱希望，否则他只会更加痛苦。  
    与哈代悲观主义颓废写实对照，沈从文则于《边城》通过对理想人生模式的重构表现出东方式的智慧。他笔下宁静、温馨的“乌托邦”式的乡村，他那没有风暴、阴霾、雪雨和刀光剑影的精神故乡，实为对人性严重异化的都市社会的批判和反动。然而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对湘西人出于山民强悍本性和缺乏知识理性的灌注而造成的种种垢病缺乏清醒的认识。同样，对现代文明中人类指挥光辉的领会，他也是有“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的”。他在《边城》中试图通过二老这个人物的塑造，指出如果自然的神性与美丽缺少了理性和智慧的光照，与其相关的旧有的生活方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会因营养不足而难以存活，最终只能导致停滞和落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湘西人固有的天性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会更剧烈，对于外来力量对详细原由社会秩序的冲击，沈从文清楚地知道是不可抗拒的。但这不同于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流露出的对人生无常的感叹以及对旧事物逝去的呻吟。翠翠对老船夫表现出强烈的依恋，而老船夫却死的十分坦然：“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作家不希望人们对老船夫的死有过多的伤悲，他宁愿和大家一起期待二老的归来。“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村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  
    人的生命在诞生的那一刹那就注定了要结束，人的命运悲剧一开始便注定了。许许多多的文学家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探索摆脱这场悲剧的途径，使生命能从时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边城》、《德伯家的苔丝》便是这种努力的显现，沈从文和哈代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些类似的表达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活和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人得生命终会消逝，但文学意识的生命却不会，它将积淀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中，成为人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鼓舞着人们的生活，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勇敢、积极地面对人生。 

[参考文献] 
    [1] 笛论富.论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 1984-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出版社.北京.147页 
    [2]李公昭.20世纪英国文学导论. 1999-2.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140页 
    [3]马晓翔.世界文学真髓. 2004-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54页 
    [4]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 1987-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53页 
    [5] 庄汉新.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 1997-10。学苑出版社.北京.129页